1976年10月6日的傍晚时分，江青于北京的景山公园中采摘苹果。然而，仅过了四小时，她便被实施了隔离审查措施。

亲历者披露细节：

江青隔离审查

阎长贵、李宇锋

郑仲兵、李宇锋主持

参与者：杨银禄、阎长贵、赵柳恩、周淑英

访谈嘉宾：马晓先（江青之最后一任保健护士）

2006年2月25日

李宇锋（简称：李）：您曾担任江青的最后一任护士，伴随她直至隔离审查，并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监护。这一过程中，从服务到监护的角色转变颇具趣味。请您就这一经历与我们分享一二。

马晓先（简称：马）：我的职业是护理，日常从事着具体的工作。因此，我们所遭遇的、所听闻的、所目睹的，无不限于日常生活中那些琐碎之事。

正如赵柳恩和周淑英之前所述，我们这些护士的工作性质与众不同，职责范围超越了普通护士或保健护士的界限。

回想起初踏入钓鱼台十号楼时的情景，那份感受宛如置身电影场景：她缓缓醒来，铃声响起。随着铃声的鸣动，护士迅速无声地递上漱口杯，测量体温，服务员即刻送上热水，秘书立刻整理办公文件，厨师则马不停蹄地准备餐点……如此一幕，每逢铃声，十楼全体员工便会齐心协力地投入工作之中。

自然，我认为此处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出色，彼此协作无间，默契程度令人称道。我主要负责接替小赵（赵柳恩，马晓先的前任）的工作，交接过程细致入微。

实际上，大事并不多见，然而琐事却层出不穷，而且往往正是这些琐事引发了问题。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其他场合或许无足轻重，但在此地却可能演变成颇具政治敏感性的议题。

然而，我在此期间所经历的与她们在时略有差异。小周（周淑英）她们在岗时，生活护理的分量似乎更为繁重，而我在此期间并未感受到那些特别严格的生活护理要求。

赵：还有吗？

马：一切条件均保持不变。在此工作期间，汪东兴对我所交代的是：只需遵循组织纪律，全力以赴完成工作任务。请避免频繁向保健处领导汇报，亦不宜过多与家人通电话，更不应向家人透露，亦无需向单位领导递送便条。如有任何事宜，可直接向我或张耀祠寻求解决。

我并无太多他念，无论你愿我在此，抑或不愿，我皆随你之便，随时可去。

在抵达此地之前，我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深知这里的工作不易。自李讷怀孕前那次发烧起，我便开始悉心照料她，直至她生产。期间，我负责了整个孕期的护理、用药指导，以及产前各项准备工作。产后，我更是全程负责她的恢复调理，包括中药的服用。直至她聘请了阿姨，大约三四个月后，我才得以抽身离去。

不久前，我从李讷处离开，紧接着在保健处长的陪同下，汪主任与我进行了一次谈话，提议让我加入江青团队。我以妻子不幸患上急性肝炎，全身泛黄为由，婉拒了这一提议，担心自己可能因此传播疾病，造成责任难以承担。这不仅关乎我个人，也涉及组织层面的责任。

汪主任闻言，不禁感到一丝胆怯：“罢了，罢了，我另行寻觅。”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再次将我唤至身边（此番陪同我的，是傅成舟，我们的副主任）。他明确指出，我的任职条件是：首先，护士需具备科班教育背景；其次，性格需温和；此外，最好已有育儿经验（毕竟，对孩子需要极大的耐心，对她悉心照料亦需同样的耐心）。汪表示，我似乎十分符合这些要求。汪东兴紧接着说道：“目前，正是她那里急需你。”

“我表面上接受了，但内心深处却有所抵触。”他接着说：“即便你内心有异议，只要在组织面前保持服从即可。”

当时形势所迫，我不得不前往。对于那次的初次见面，我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只记得与她简单地见了一面，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似乎并未涉及其他话题，甚至连手都没来得及握。

坦白讲，在她的岗位上，我们极其重视她的休息质量。只要她睡得足够好，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十分欣慰。清晨，我们询问她的睡眠状况，她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应：“还行”或是“还算过得去”。即便只是“马马虎虎”，只要她休息得充足，从她的脸上就能看出那种满足的神情。随后，我们向其他同事提及此事，每个人都觉得心情颇佳。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走廊上铺设的那块地毯，由于地毯之下是硬质地板，行走时总会发出令人不适的咯吱声。不知是哪位工作人员的细心之举，在地毯上用粉笔勾勒出多个圆圈，标记出那些会发出声响的区域。我们经过时，都会有意绕开这些圆圈，选择走在空隙之间，以免脚步声再次打扰到她的安宁睡眠。

一旦她拉响铃铛，你必须立即响应，否则无法让她重复铃响；然而若行进过快，又会感到气喘吁吁，这同样是不宜的。于是我们选择先快速前行，待接近她的位置时，稍作镇定，平复情绪，再步入其中。因此，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颇为紧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当时，我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转变，那便是生活习惯的改变。我时常感到异常疲惫与困顿，尤其是最疲惫的时刻，记得赵柳恩接替我值班时，我看着那些衣物，目光所及之处，竟不知不觉地打起了瞌睡。小赵提醒我：“你不能打瞌睡。”我则无奈地回应：“我已经困得无法自拔了。”于是，她抓了一把茶叶放入玻璃杯中，只加入少许清水，刚好没过茶叶。她对我说：“喝点这个，半小时后就会精神许多。”那茶水味道极苦，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真的只过了半小时，我便感觉精神焕发。自此，我便有了这样的经验，每当感到困倦时，便会依照她的方法去尝试。

我们的工作安排自然要遵循江青的作息规律，通常她入睡后，时间已是凌晨五六点。然而，此时人们通常精神饱满，面临两难：若不休息，次日接班怎么办？于是，我选择拉上窗帘，服用安眠药入睡。那段时间，我尝试了各种安眠药，无所不吃。以前，我能连续睡六七个小时，醒来后头脑清晰，工作效率极高。但后来，在那环境中，我的生物钟完全被打乱了。

在那处工作，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任何信息都不能以文字形式记录。因此，我们交接班时总是格外小心谨慎。从何时开始注射何种药物，到哪些药物需要停用，我们只能通过口头进行交班，无法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即便是萝卜只吃了半截，那剩余的一半还需在冰箱里妥善保管；至于哪些毛巾、衣物存放在洗衣房，哪些尚未使用，以及它们各自的位置，都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些要求均出自汪东兴及负责护理工作的领导，他们禁止记录日记或任何形式的文字资料，旨在防止信息泄露。

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了数年，我的爱人对此一无所知。直至主席病情危急之际，有一次我在家中小憩，江青那里突然来电催促我即刻返回。我匆忙中随口抱怨了一句，这才让他猜出我可能是在江青的身边工作。

起初，我是在分娩后前往女儿所在的地点开始工作的。女儿于3月降临人世，而我则是在9月抵达她那里，仅仅休息了几个月便投入到工作之中。我们每周都会回家一次。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了三四年的时间（这期间还担任了她的监护人），始终全力以赴，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们几乎将孩子和家庭抛诸脑后，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中。

那天，我家宝贝突发感冒，体温上升，鼻血不止，嘀嗒嘀嗒地滴落。尽管我心急如焚，还是强忍着照顾她，直到回来看到她昏昏欲睡地蜷缩在沙发上。那一刻，我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表。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将她唤醒，为她清洗擦拭，还用饼干盒子放在暖气上，以确保她醒来后能享用美味的小吃。

同行的护士责问我：“你竟如此对待孩子，难道不怕吗？”我无奈地回应：“我该怎么办呢？我负担不起保姆的费用，只能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每次我出门，便听见孩子用力踹门的声音，那声音刺耳入耳，心情无比沉重。然而，我又能有何办法呢？”

李：江青与张春桥关系如何？

马：在江青心中，张春桥的地位颇受重视。起初，她最为关注的是康生，继之则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每当她观影时，便会召唤他们二人相伴。相较之下，王洪文则拥有一间独立的电影房，他常常独自在家中观影。

江青用餐时，他人不得擅入其座。午餐前，她习惯服用安眠药，服后便入眠。至于晚餐，她与午时有所不同，偶尔餐后还需参加会议。有一次，我恰逢其时，只见她召来张春桥，并命我至程师傅处为其备好餐具。我心想，这真是不易，因她用餐时忌讳旁人打扰，亦不容饭食咀嚼声，唯有音乐或极度的宁静方可。然而，那日张春桥却与她同席而坐。至于他们如何分菜，我不得而知。他们边用餐边商讨着事务。

杨银禄（简称：杨）：大约在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着手草拟九大报告。他在完成部分内容后呈递给主席审阅。遗憾的是，主席阅后对报告内容表示不满，于是指示江青向陈伯达传达意见，称其文稿未能符合主席的期望。这一指示随即引发了陈伯达与江青之间的争执。

在两人争执之际，张春桥与姚文元均未发声。事后，江青将他们召集至十楼，严厉斥责道：“我这是传达主席的旨意，陈伯达竟还想纠缠不清，而你们俩竟无言以对，回去后即刻撰写检查！”张春桥与姚文元随即照办，认真撰写了检查书。

李：这个检查长吗？

杨：内容已过目，然并未细阅。篇幅仅有一两页，并不冗长。

马：在我们心中，张春桥通常不轻易表露情感，姚文元则显得有些邋遢，有时行走间还在忙于穿衣，显得仪容不整。王洪文身边有服务员和护士的陪伴。那时的主席确实为他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待遇。王洪文似乎更像是个风流倜傥的公子，与他身为党的副主席的身份相去甚远。

杨：张春桥与姚文元的秘书及警卫人员，均由我们警卫局负责派遣。无论他们源自何方，均需经过警卫局的严格审查。唯独王洪文的秘书与警卫，则是直接从上海引进的。

马：主席逝世前后，江青有何举动？

自1976年8月20日起，主席的身边设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急救团队轮值守护。在此期间，江青亦不时前来看望主席，其具体探望情形不得而知。此间，江青向在场医生询问：“能否也对我的身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医生不便拒绝，遂对她进行了包括耳鼻喉科、口腔科在内的全身检查。

江青曾对主席身边的护士叮嘱道：“你们需掌握如何为主席擦拭汗水。”

9月2日，恰逢主席逝世的前一周，我们随她一同前往了大寨。记得1975年，全国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时，她曾赴大寨考察，并在虎头山亲手挖掘了一条备战沟。此次重访大寨，她再次来到此地，却发现备战沟已被填平，不禁勃然大怒。她将郭凤莲叫到面前，严肃地批评道：“你们落后了，你们骄傲了！”郭凤莲辩解道：“我们已挖好了涵洞，既可在备战时期用作防空洞，又能在水涝季节用于排水。”

1975年，她前往大寨的主要目的是拍摄照片，期间拍摄了许多张她头戴头巾、手持锄头和铁锹的劳作瞬间，以及与群众一同捆绑玉米等场景的照片。那一次，她对摄影的热情高涨。此外，她还尝试了骑马等活动。然而，这一次她来到大寨时，得知主席病情严重，因此没有骑马或拍照。9月5日，值班人员接到返京的通知，于是我们乘坐火车从阳泉前往石家庄，抵达石家庄后，我们又搭乘飞机返回北京，整个航程大约20多分钟。

“你们可在信封上注明‘请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字样。”当时，还有一位女青年附上诗作一同投入信封。在小靳庄，她还主持了一场群众集会。

在主席病情加重之际，某日深夜约十一点，她毅然前往新华印刷厂，实地考察地震灾后生产恢复的情况。又有一晚，她探访了清华、北大校园，慰藉师生们的心灵。我须随行至彼，因此深感疲惫。

主席离世，我记两事。

在主席离世之后，她将所有衣物染成了黑色，连毛衣也不例外，同时还定制了一套庄重的黑色礼服。此外，她还购置了一条宽大的黑色乔其纱黑纱巾以及四条同材质的黑色手帕。这些手帕因不吸水特性，若用以擦拭泪水或汗水，实则颇为不便。

再者，主席逝世的消息一经公布，四面八方的信件便如潮水般涌至。江青细心地将这些信件分类整理，将那些标注为“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信件归为一摞，而将那些署名为“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信件则另外堆放一摞。

江青曾向我提及数语，具体是何时何地提起的已无从回忆，然而她的言辞我记忆犹新。记得一次，她在我们楼厅内对我说：“你在我的麾下工作，而我从事的是政治工作，担任主席在政治与国际事务方面的秘书。我素来不易犯路线错误。你加入我的团队，难道你不感到欣慰吗？”她以此发问。她接着说道：“不过，在此处工作也伴随着风险。若修正主义势力上台，可能会有杀身之祸，甚至可能遭到软禁。我并不惧怕死亡，只是害怕那不死不活的囚禁生活。”

当时我大约三十岁上下，听闻她这番话语，心中不禁感到几分惊惧。我们都是在和平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当时并未深刻领悟到其中真正的深意。然而，回望过去，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于她而言，早已在精神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马：随后的情形，便是捕捉江青的事件。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江青当时正居住在中南海的二〇一号。那天，我已完成工作，正于后院洗涤个人衣物，脚上穿着一双拖鞋。突然，张耀祠从前方绕过，往常他并不常至后院。

惊讶之余，我询问道：“您怎么突然来访？”他回应道：“小马让我带你来一趟。”见我脚上穿着拖鞋，他提醒我：“先将鞋换了。”于是，我急忙脱下衣服，顾不上清洗，迅速回到房间换掉拖鞋，随后紧随其后。

未及询问他究竟何事，心中却已预感事态不轻，且深知这恐怕非同小可。随他前行，我亦觉得无需多言，毕竟我们之间早已默契，习惯于不轻易发问。

穿过走廊，便抵达了大厅的入口。他语气坚定地说：“请开门，我们进去吧。”当我抵达门口，眼前豁然开朗的大厅让我惊讶，两侧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战士，而这些人我竟一个也不认识，这让我意识到事情恐怕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

张局长指示道：“请开门入内。”我依言而动，未多言，径直推门而入。张局长紧随其后，亦步我之后尘。踏入室内，只见江青女士正半卧于沙发上，她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处理公务，一只脚舒适地搁在脚垫上。我默然站立，而张局长则紧接着向她宣示：“此刻，我必须向您宣布中央的正式决定……自此刻起，您将接受隔离审查。”

宣布完毕后，江青便询问：“能否再为我复述一遍？”言简意赅的数语，张耀祠随即又为她朗读了一次。她稍作调整，便静坐不动，低头沉思，虽未起身，但眉宇间流露出的沉思神情，显然是在深思熟虑此事。

张耀祠指示：“请将应交付的钥匙转交。”对方询问：“交给哪位？”他回答：“直接交给我。”江青起身，从裤兜中取出钥匙，放入一个牛皮信封中，并用订书机封好，动作自如。随后，她在信封上写下了“华国锋同志收”的字样。

她主动提出，需前往洗手间。张耀祠回应道：“去吧。”她的洗手间位于大厅的一侧，她随即前往。

此时，张局长向我叮嘱道：“为她准备些必需品。”我细心地挑选了她的衣物、换洗衣物以及洗漱用品，逐一整理完毕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箱。得益于平日里频繁出差，这类事情早已驾轻就熟，不久便顺利完成。

整理妥当后，我步出她的卧室。一瞧，她仍滞留在厕所，尚未离去，估计已有十分钟的工夫。张耀祠便说：“进去瞧瞧吧。”于是，我轻轻推开厕所的门，走了进去。只见她正愣愣地蹲在那里！我并未多言，她亦明白我的用意是在催促。她稍作沉思，抬头望向我，未出声，便缓缓起身，从卫生间中步出。

在我看来，她表现得颇为从容，然而内心深处却充满了疑惑，思绪纷繁，不断萦绕着各种问题与思绪。我给她披上了大衣，她走在前头，我则手提箱子紧随其后。推门而入，眼前忽然出现了一辆鲜亮的大红旗——那是我进入时未曾察觉的——车内坐着的是一群陌生的面孔，他们是警卫团的成员。后来得知，其中有黄介元、马盼秋和高云江，高云江则是负责押送江青的小组组长。我们落座后，我记得黄介元坐在一侧，马盼秋在另一侧，江青则居于中央，而我则坐在那可拉开的中间小座位上。而高云江则占据了副驾驶的位置。

彼时天色已晚，昏暗之中视线模糊，我便在一片朦胧中匆匆离去。

李：自此刻起，您与江青的角色均已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

确实如此！她登上车辆后，车厢内寂静无声，她并未开口询问。车辆沿着道路前行，直至驶入地下室。在地下室中，车辆不断盘旋，绕行许久。

下车后，我们步入一间房舍，我顿觉此处似曾相识。四周环绕着半人高的水曲柳墙。记得当年主席安息于此，江青与姚文元曾前来瞻仰，我亦随同前往。因此，我一踏入便立刻辨识出这处环境。我想，江青也应有所察觉。

踏入屋内，我与江青先在简陋的卧榻上稍作歇息。江青好奇地询问：“此处是何地？”我答道自己也不甚明了。她环顾四周，发现角落里有一台日历，瞥了一眼后并未发表意见。然而，我觉得她心中已有了一定的判断。

江青最初的歇息之所，演变成了我们的值班室，内部宽敞，设有一大厅。其居所位于套间内部，面积约12至14平方米，内部设施包括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并配备有水池及一间卫生间。此外，还有一处澡盆，整体条件相当舒适。自那时起，她便开始了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高云江向她宣读了数项规定：此间，报纸不得翻阅，但书籍可随意挑选，《毛选》亦在可选之列。若有所感欲抒发，纸笔即刻可得。她悉数听后，并未提出异议。起初，江青无所事事，然而不久之后，她便逐渐开始了写作。

他们在生活中也对我有所指示：“你不能再像以前当护士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了。然而，旁人又对她不太了解，不便轻易介入。你需要在生活上照顾她，但又不可以过分亲近，必须把握好分寸。对于那些她能够自己处理的日常事务，你得教会她独立完成。”听到这些，我内心的感受颇为复杂！

李：我完全可以理解您当时的情绪。至于江青本人，她又是如何应对这样的转变的呢？

马：江青来后，一切变样。

首先，饮食方面，她的正餐通常是荤素搭配，再加上一碗汤，起初她食欲不振，对这顿饭提不起兴趣。工作人员见状便将饭菜撤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胃口逐渐好转，甚至开始享用窝头，对米饭的食量也增加到了大半碗，恢复到了从前相近的水平。偶尔她会遇到便秘的问题，但她会主动增加粗粮的摄入。我认为，她后来似乎是想通了。

睡眠对她而言始终是个棘手的问题。起初，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会儿把被子拉到这边，一会儿又推到那边，不知如何是好——真是睡意全无！这床又是硬邦邦的，她这么多年难道没有睡过这样的床吗？既然睡不着，她便翻开书籍，递给她《毛选》阅读，却坚决不给她服用安眠药。于是，她便整夜辗转难眠。

我建议你在床上稍作休息，即便难以入睡，也可以躺卧片刻。她依循我的建议躺下，尽管如此，她却并未真正入睡。

由于她的门必须保持敞开，不得封闭，我们这里的一切均需保持透明。黄介元等人正坐于此处，而几位陌生的战士则站立一旁，她不敢随意发表言论。

起初，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然而在不知不觉中，熬过了漫长的夜晚，终于沉沉睡去，仿佛是身体在逼迫自己达到这样的境地。大约三个月后，她的睡眠逐渐恢复了正常，变得有规律。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中有人先行休息，例如我已进入梦乡，她也会随之穿着衣服安然入睡。她从不脱去衣物。由于门无法关闭，众人皆可窥见，因此她若需更换衣物，便会在卫生间的小隔间中进行。

“用什么呢？”我回答：“就用洗衣粉吧。”她取来洗衣粉，便直接倾倒在了衣服上。我随即指出：“这样可不行，如此做法会损坏衣物的。”我耐心地指导她，应先将衣物浸泡在水中，再将洗衣粉溶解于水，待衣物充分湿润后再进行洗涤。然而，由于她已先行将洗衣粉倒入，不得不直接将衣物浸湿后进行搓洗。尽管她未能彻底清洁衣物，但我已尽我所能告知了正确的方法。

随后，她亲自拿起抹布，一板一眼地擦拭着桌面与床铺，这些动作都是她逐渐学会的。起初，我还会偶尔帮她处理一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便不再过问。偶然间，我翻看了她的日记（她的文字向来公开，随意陈列在那里），其中一条写道：“即便是昔日那般温良恭俭让的小马，如今亦欲骑在我头上。”事实上，我对她的态度并非真的如此强硬，只是相较之前，我显得不那么细心与体贴。

初时几日，心情格外沉重，日间需陪伴她，夜间即便她不眠，我也得守候。地下室之行逾一周，我每晚仅能入睡数小时。那时，我感到压力倍增，精神状况亦不佳。不禁自问，护士的身份怎么变成了看守？这难道是我该承担的责任吗？有时，内心困惑难解，本身就睡眠不佳，再加上连日来心情烦躁，思绪纷乱，难以理清，心绪愈发烦乱。

“麻烦你给我拿一些药。”他好奇地问：“什么药？”我回答：“治疗我老毛病的那种。”

“那不如送些安眠药，帮助入睡。”他则表示：“我能弄到吗？他们不会给我的，若我送给你，岂不是要受罚？我总不能让你受苦吧！”

这怎么行呢，你最好赶紧拿来，否则时间拖得越久，我实在是难以忍受。你务必想方设法协助我，这责任我愿意自己承担。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他赠予我六片速可眠。哎呀，那一刻，看到速可眠，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喜悦！服用了那药之后，我得以安睡一觉，醒来后感觉身体恢复了许多。

约莫一个半月后，我感到压力山大，于是向上级提议再增派一人协助，否则我难以持续——不知何时才能解脱。日复一日，不见阳光，睡眠质量下降，食欲全无，即便美味佳肴也难以入口。周围人见我如此状态，也觉得担忧，于是向上级提交了报告。究竟该找何人？最终，中央办公厅服务处调来一位名叫陈世冠的服务员，前来接替我的工作，我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

李：自她加入后，你们是否需要轮流值班，每人负责12小时？

马：实则不然，她平日里并不能完全取代我的角色，我依然是主导，她主要负责在我休憩之际，替我留意一二。

李：她是要去套间还是选择在值班室休息？

她便站在门口，那扇门在江青看来始终敞开，无论白昼、夜晚抑或睡眠时分，从未有过闭合。门外是一片宽敞的大厅，我们得以随意选择在门口或是大厅中休憩，只因套间内并无座椅。

李：床和桌子？

确实，尚有一把椅子，然而那椅子上总是她安坐的地方，因此我们通常会选择在门口就座。她的门常常敞开，我们能够一目了然地观察她的行踪。即便她前往洗手间，我也得紧随其后。以往，她如厕时，我亦步亦趋。

某日，江青索求一本杂志性质的读物，我们却未能满足她的要求，仿佛有所禁忌。呈现在她面前的，仅有《毛选》的前四卷，其余内容则被严格限制。至于她所撰写的文稿，我们一无所知，本地的规定明文禁止查阅。恰巧那天，她完成写作的作品放置在桌上，我在打扫卫生时无意间瞥见了其中提及我的段落，自此，我对她的目光与态度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过往，我在她的麾下工作颇为顺畅，虽也曾遭遇她的雷霆之怒，然而总体而言，她对我是颇为照顾的，并未有过激烈的冲突；至于那些我应当留心与执行的职责，我均做到了位。

李：在这段时间里，她是否曾与你讨论过某些事情，或者交流过某些话语？难道她只是静静地待着，没有任何交流吗？

马：这不应该是这样吧？

李：我认为这恐怕不妥。在这接下来的半年里，您打算让两人面对面却无言以对，这实在难以让人置信。

马：事实上，这情形颇为尴尬。言语或许还能表达，但具体的内容却已模糊不清。她偶尔会提问，而我面对她的询问，总是以“不知道”作答。

李：她问了什么？

马：她似乎曾询问过门外的某人，然而此刻，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李：这是关于政治动态和形势发展的议题吗？比如，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的情况如何？

马：她没询过邓。

李：她写东西时间多吗？

马：不多。

李：她连续写作可达两三个小时，抑或是仅仅简短的两三条内容呢？

马：只需简要记录两三件事，随时想起便随手记下，每次大概只需花费十分钟左右的时光。

李：虽然我没细看内容，但您看这数量多到什么程度了？

马：毕竟纸张有限，难以详尽记录所有事项。偶尔为之，却往往导致她所需之物悉数被收。

李：约一寸厚？

马：嗯，差不多。

李：此处并无显赫的头衔，诸如中央办公厅等高级机构。

确实，字迹低垂，笔迹细腻，全由铅笔所绘。无论是红色还是蓝色，她始终偏爱红蓝铅笔。对她而言，铅笔已然是日常，她从不随意挥洒。

李：她《毛选》里没批注？

马：绝无此事。她不过是翻阅《毛选》打发时间罢了，她何时经历过这样的日子呢？你时刻盯着我，我则坐在此处，实在颇感不快。如今看，江青对我们的确持有疑虑，而我们对她同样有所防范。

李：她不跟你聊家常吗？

马：不聊。

李：之前没怎么聊，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会聊聊家常吧？

马：先前还热衷于交谈，然而此刻却沉默不语。她心想：与小马交谈之际，你那墙的另一边似乎无所不知，再谈下去也无济于事，索性不必多言。

李：有人来审问吗？

马回忆道，似乎她曾参与过一次活动，那次是由黄介元等人发起的。我要告诉大家，黄介元在各类活动中的参与度相当高。黄介元这位年轻人，不仅勇敢，而且直言不讳。举例来说，在安排江青工作时，他会直接说：“你怎么还没开始？这不就是你的职责吗？”江青回答：“我之前没做过。”他则会回应：“那正好有人可以教你！”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特别之处。

杨：彼时，黄介元担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的副科长，他身上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他的面容总是显得严肃而庄重；其次，他的嗓音洪亮而粗犷。

确实，话语一旦出口，便能令人心生畏惧，颇具震慑之力。

李：没审讯过？

马：在地下室没有。

李：有领导人下来吗？

马：当时的目标仅是确保她的安全，让她健康地活着，避免任何意外的发生。

李：除了这几位守卫人员，是否还有其他人进入过这里？

马：就一个司机给她送饭。

杨：是给你们还是她？

马：既为我们送，亦为她送。伙食标准保持一致，她享用的食物，我们亦同享。

“你的建议得到了批准，我们给你安排了太阳能灯。”于是我们轮流在灯光下短暂休息。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期间有一次短暂回家。

李：她作息时间如何？

马：起初，我感到颇为混乱，那所谓的“乱”，不过是因为她夜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甚至难以区分昼夜，因为身边没有时钟，经常询问我当前时间。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睡眠状况逐渐好转，作息也逐渐规律起来。大约在三个月后，每晚她都会按时安睡。

她通常10点左右睡？

马：她通常不会在十点钟就入睡，常常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估计要到十一点或十二点才能渐渐进入梦乡。她的睡眠质量尚可，有时甚至比我还要好，偶尔还能听到她轻微的鼾声。

李表示，按照一般人的心态来看，在这个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上，人们往往感到孤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期望能有人倾听自己的心声。尤其是女性，她们可能更需要一种情绪的释放和宣泄。

马：她并非如此，她与众不同，我从未听闻她主动向他人言谈。

李：她晚上十二点左右休息，那她早上几点起床呢？

早晨，大约六七点钟，偶尔也会在五六点钟醒来，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六七点钟醒来。醒来后，我会自行刷牙、洗脸、梳头，这些日常事务都是我自己完成的。毛巾也是我亲手洗净的。那时候，我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节奏。

李：早餐安排在7点30分，这样的时间表应该挺规律的。

确实如此。在上午，她时常独自在室内漫步，步履未曾越出她的居所，只是在宽敞的房间与卫生间之间往返徘徊。她或双手背于身后，仿佛沉浸于沉思之中，或悠闲地坐在椅子上翻阅书籍，亦或沉浸在写作的乐趣中。她的日常便是如此度过。午饭后，她也会小憩片刻，大约躺上一个小时，尽管未必能入睡，我们也不会打扰她，她愿意睡多久便随她。

李：她上午和下午的活动内容几乎一致，难道真的无所事事？

马：确实无甚要事。她所谓之事，不过是日常的饮食、安寝，偶尔散步，浏览一些物品，以及记录一些文字。

李：她躺得多还是坐得多？

马：大致而言，她躺卧的时间略多于坐立。当她坐下时，她总是坐在凳子上，面前是一摞书籍，桌上散落着纸张与笔，这场景与家中相似，却又有所不同——在家中她并非以此方式办公。在此处，她通常手执一本书籍翻阅。她的阅读习惯是在凳子上进行，躺在床上阅读的情形极为罕见，若需躺卧，也不过是片刻的休息。目前，她享有相对宽松的自由，无论是阅读、写作、散步或是如厕，只要她遵守规定，我们通常不会过多干涉。起初，她曾遭遇便秘之苦，蹲坐在马桶上的时间较长。

李：她饭量怎么样？

马：起初，她食欲不振，有些食物拿过来最终还是放回了原处。然而，这段时期并不长，仅仅几天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食欲逐渐恢复，食量也与往日相差无几，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她能吃完一小碗米饭的大部分，后来我发现她吃的量还真是不小。她自己也有所察觉，她提到大便还是有些干燥，因此建议自己多吃一些粗粮。

无论其他何事，我的职责仅限于执行既定政策，确保任务达成，并保障她的安全。身为一名护士，我立足于医疗保健的立场，过去的目标是确保她的健康，而现在则是确保她的安全，避免任何意外发生。若她有所不满，只能向我倾诉。我同样不愿在此久留，这让我比以往更为疲惫。原本交接班后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睡眠，但现在我只能坚持下来，忍受着困乏。然而，在公众面前，我必须隐藏我的疲惫和憔悴，因此我请求调整照明，以提振我的精神。

李：她吵闹过吗？

马：诚然，她的情绪波动颇大，但她始终将这份波动深藏不露，未曾如同某些人那般胡搅蛮缠。即便日复一日，她依旧保持着整洁利落的风貌，绝无一丝邋遢之态。

李：她的衣服现在变黑了吗？

马：绝大多数是，间或也有蓝色的。自主席离世后，她将所有衣物，包括毛衣等，皆染为黑色。在我逗留期间，她始终身着自家的服饰。

在踏上前往秦城监狱的征途前，我遵从命令为她整理行囊。我细致挑选了她可能会需要的衣物，为她打理妥当，并将它们安置于车中。我们并肩坐在车内，缓缓驶离。那天清晨，阳光明媚，光线柔和，我们的车行至远方，直至抵达秦城，那里便是监狱所在……

李：请详细说明这个过程。

1977年4月10日凌晨，黄介元通知我有关移交押送任务的事宜。他告知我即将转移地点，并让我先自行整理好相关物品。我完全服从黄介元的安排。在询问我们是否已准备妥当时，我回应道一切已准备就绪。

他随后步至江青的门前（他通常仅驻足门外，而不踏入她的居所），对江青说道：“今日咱们换个地点，戴上这个吧。”江青应道：“好的。”她缓缓步入卫生间，稍后便顺从地戴上了手铐。我携带着江青的衣物，与她一同坐在车内，她全程未曾开口言语。

李：江青有何反应？

马：未曾。实则外界传闻与事实多有出入。她当时的确显得异常平静，仿佛对自己的人生轨迹早已有所预知。抵达秦城监狱后，两名女警将其强行带入了囚室。

李：架进去的？

马：无论如何，我们将她分置于两侧，引导进入了监狱。狱警们接手了江青，我们向他们详细说明了她的饮食和睡眠习惯，并移交了她的个人衣物。陪同的人员随后便乘车返回。

杨：听说她中途要上厕所？

马儿轻声说道：“她只是说想要方便，而负责押解的人员却安慰她，告诉她目的地即将抵达。”

李：送完后就看不见了？

马：对。

李：那时你是否已预感到这或许将是与她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已明白。然而，我相信国家不会对她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毕竟她是主席的伴侣。不过，她将享受到的自由不会太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自1976年10月6日至1977年4月10日，历时187天，我负责的8341部队对“四人帮”的隔离监护任务宣告圆满结束。在这近半年的时光里，我的思绪显得有些混乱，误以为仅仅过去了三个月。在这期间，我仅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日，对于我而言，无疑成为了数月来重获自由、再次感受新鲜空气与明媚阳光的珍贵时刻。

马：时光荏苒，回首往昔，我在这些工作人员中算是受苦较少的一个。她平日里似乎并未对我有过太多的苛责。毕竟，我是她有意挑选而来，各项条件均能满足，加之我是科班出身，还有家庭责任在身。她认为我的性格颇为温婉，因此对我所承担的工作也颇为满意。

总体来看，她的日常开销并不奢华，除却性情稍显急躁。而且，我们在饮食方面发现她颇有些科学见解，所食之物也多以家常为主，并无过多高档之选。

在服饰选择上，她并不追求时尚潮流，更注重的是保暖功能。她不偏爱新款衣物，内衣都是陈旧的棉质制品。面霜则是小药房特制的，她从不使用任何化妆品。至于首饰，她更是从未佩戴过。

行啊，毕竟乘坐车辆时间过长，我们便停车休息，陪她漫步一番。

担任她的护士确实颇为辛劳，她总是闲不下来，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外出，甚至在车上亦是如此。然而，我们需认识到，她所要求的护理服务内容和方式，实则对健康大有裨益，且十分适时。例如，随着冬日的临近，她早已将冬装整理妥当。而冬日将尽，春意渐浓之时，她亦已将春装预备齐全。

我所指的这套服饰并非单指一件或两件，从衬衣至外套、大衣，皆是一整套精心搭配的。颜色上亦遵循了顺色原则，显得协调统一。我认为她的这些着装不仅讲究，而且兼顾了生理需求，穿着起来格外得体。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她的心灵手巧也是让人佩服的，你看她穿的衣服有一套蓝裙子，那是她自己设计的。1974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来访，为了体现主席夫人的形象和中国自己民族服装的特色，她专门按照唐三彩的样子设计了一些衣服，圆领的服装，里面带个白边，她说这个代表民族的特色，她说：“我先来试穿。”于是，她将众多衬衫改作无领款式，并提议女战士的制服、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工作服也应效仿此设计。

她做这套衣服的时候，问我们这样好不好，我觉得这样也挺新颖的，“那就试试看吧。”

后来，浩亮、于会泳等人遵照她的要求，特地为她们制作了两顶假发。她当时打算将头发梳成辫子再盘起，我推测她此举主要是为了显得更为优雅。然而，我们总觉得这样的造型有些不习惯，于是她并未将其公之于众。对于我们的意见，她显然是予以采纳的。在我看来，她在此事上并不仅仅关注个人的美观，更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为维护国家形象所做出的考虑。

江青一边在马桶上蹲着一边还看文件，有的还送主席参阅。当然，我觉得她对自己是高估了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她把邓小平叫到十楼来，当面指着邓小平的鼻子说：“主席对你的评价是七分，对我则是三分，我便已心满意足。”言下之意，主席对你的待遇已然足够优厚。

无论如何，我对于曾在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领导人身边任职的经历，并不抱有任何后悔之情。

注：据杨银禄，江青的秘书所述，江青生前留下遗愿，希望能在逝世后归葬于故乡山东诸城。然而，女儿李讷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她认为将江青安葬于诸城并不适宜，“毕竟仍有不少人对江青心怀怨恨，若将她安置在那，无人守护，一旦遭遇破坏，岂不更显得子女不孝”。于是，李讷提出将江青的骨灰安放于北京，此建议最终获得批准。2002年3月，江青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墓碑上刻有“先母李云鹤之墓，生于一九一四年，逝于一九九一年，女儿、女婿、外孙敬立”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