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1日下午，北京上空飘着细雨。天安门城楼的旗帜依旧招展，人潮涌动。毛主席俯身向前，看见人群里缓缓走来的那位老熟人，声音不大却分外清晰：“伯钧呀，听说你病了？”耳边这句问候，把陈伯钧瞬间拉回了四十年前的青春岁月。

1926年夏天，16岁的陈伯钧背着行囊踏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那年江汉平原闷热，码头上的汽笛声此起彼伏。教室里，一位身材高瘦、语速不快的湖南人站在讲台，谈“三民主义”和“农民问题”。少年陈伯钧坐在最后一排，不由自主挺直了腰板。讲台上的人正是毛泽东。那节课不到一小时，却让他对“革命”二字有了模糊而炽烈的向往。

毕业后，他被分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从学员瞬间变成了带兵的骨干。1927年9月，湘赣边的稻谷刚黄，秋收起义爆发。陈伯钧已是新兵训练处主任，他在浏阳河边再度迎来那位讲台上的老师。毛泽东细问姓名和年龄后，笑道：“小字辈，也能挑大梁。”一句鼓励，直接点燃了青年人的血性。

湘赣交界的丛山里，武装割据初露端倪。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虽号称义军，骨子里仍带着绿林气。毛泽东决定派一个黄埔出身的年轻人去“磨合”这支队伍，陈伯钧被点名。“刚满17周岁，就要和绿林汉子同吃同住，他行吗？”有人悄悄嘀咕。结果很快摆在眼前：训练场上，他能扛着步枪跑上十里山路；夜间行军，他总是走在最前头。几个月下来，“黄毛小子”在伙夫挑水工眼里也成了“陈连长”。

然而意外往往在最松懈的瞬间降临。1928年初春，教导队缴获一支德制手枪，可枪机卡死。队长吕赤拿在手里摇了摇，笑着说：“破枪，留着干啥？”陈伯钧不甘心，琢磨半晚，竟把枪修通。第二天，他兴冲冲跑去找吕赤：“队长，看——”话音未落，枪口一抖，清脆一响，吕赤应声而倒。

“误杀长官，枪毙！”不少战士扔下钢枪就要动手。陈伯钧站在雨里，一动不动。毛泽东得讯后立刻赶来。张令彬召集士兵委员会，场面一度剑拔弩张。毛泽东开口道：“我们痛悼吕赤同志；同时，这个年轻人不是反革命，他失手闯祸，也得受惩。罚他——吕赤未尽之事，他独力完成；再打板子。”二十多板落下，血迹浸透棉衣。枪声的后座力把少年推向了另一条更陡峭的山路。

降为副连长的陈伯钧，一头扎进井冈密林。1929年冬，红军缺衣少弹，他率队在永新击败敌军，缴获子弹数万发。毛泽东巡察部队时当众拍着他的肩膀：“骨头硬，是把好材料。”仅仅一年，他便升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彼时他不过20岁，身上仍带着少年气，可战场上的调度已显沉稳。

反“围剿”第一、二、三次战役，七师伤亡惨重。陈伯钧的左臂被弹片撕开，手背至今留有两道十厘米长的疤痕。中央苏区政府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勋章刚别好，他又被派去统率红十五军。他当年22岁，胡少海笑称：“小老弟管起万人队伍来，不含糊。”

局势急转。1933年底，博古、李德以“教条”发号施令，战局连遭重挫。陈伯钧对错误战法提出质疑，结果被贬回十三师。湘江之战中，十三师死守全渡，拦住了桂系军的猛攻。聂荣臻多年后回忆，那一昼夜的火网密得吓人，“没十三师，后面好几万人难说。”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执掌军权。1935年春，行军至贵州桐梓时，毛泽东把这位爱将调回军团部，任红五军团参谋长。随后红军北上，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坚持南下，陈伯钧据理力争无果，被迫随部南走。途中，坐骑和望远镜被扣，警卫员还挨了打。有人劝他隐忍，他冷冷一句：“方向错了，退一步也没路。”

1936年初，南下受阻，张国焘部折返北上。陈伯钧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同年7月，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又接过红六军团军团长旗帜。陕北会师前，毛泽东给他写信道：“愿共努力。”这是长征期间毛泽东写给个人的唯一一封亲笔信。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组建120师。359旅旅长的任命落在陈伯钧头上，副旅长是王震。雁北、晋西北的山梁反复易手，359旅成了绥蒙一带的硬钉子。1938年春，陈伯钧调回延安主持抗大训练部。那段时间，他日夜琢磨如何把战术和游击经验捏合进教材。

同年秋，毛泽东拟与江青结婚，延安窑洞里议论纷纷。陈伯钧写信给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见。数日后，他收到回信，短短一句“天塌不下来”。字迹潇洒，态度平和。这段插曲并未影响彼此信任。

解放战争期间，陈伯钧转战东北。合江军区、东野第一兵团、四野第十二兵团——几乎每换一块番号就能看到他的名字。辽沈、平津，他都在前线。1949年，他率部南下湖南。一封恳请父老乡亲“保护桥梁电厂”的布告迅速贴满长沙街头。

建国后，陈伯钧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又赴南京协助刘伯承筹建军事学院。1955年授衔，上将。肩章戴好的那一刻，他只是轻轻抬头，望了望墙上的军旗，没多说一句。此后，他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副院长，接替叶剑英兼院长。“教书育人，比打仗更难。”他常这样提醒年轻教官。

1967年的那声问候，成为他与毛主席最后的当面交流。七年后，陈伯钧病逝，终年64岁。

军校课堂到枪火硝烟：一位上将在教学中的另一面

1957年至1964年，陈伯钧坐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小礼堂里，听课、备课、改讲义，枯坐一整天是家常便饭。有人不解：堂堂上将，为何沉迷教案？他随手翻开笔记本，上面全是毛笔小楷——“弹药分配与火力集中”。

学院一次讨论攻坚战术，他扔下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湘江的河道曲线；又标出当时十三师的阵地。他让青年学员把自己当作排长推演突口突击，并提问：“如果河水上涨一米，还守不守？”讨论很快热烈起来。他不点评对错，只一句：“纸上计算很准，可灰尘遮住表尺，一切要靠临机决断。”

夜深了，办公桌上一盏旧马灯发黄。灯前摆着毛泽东写给他的那封信。副院长办公费充裕，可他坚持用土纸抄写课件，理由是“学生们常往野外跑，随手就能撕一张做备忘”。

1960年冬，他带队去海拉尔草原勘察。零下三十度，同行的年轻参谋脚底起了大泡。陈伯钧把自己的毡靴脱下来给对方，自己套上临时缠的草鞋，一瘸一拐继续测量。回京后，他在课堂上说：“越冷越要保持队形，别乱了节奏。”一句看似平常的话，却让人明白，经验不是训词，而是滚在地上的骨头换来的。

退休前夕，他留下四大本讲义：山地防御、城市攻坚、机动作战、后勤组织。封底写着八个字：知兵爱兵，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