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圃这个名字，或许在许多人心中显得陌生。然而，对于河南人来说，这个名字应当历历在目，因为他在河南地区担任领导职务长达数年之久。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吴芝圃是全国的风云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河南。吴芝圃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11月，在河南省省委第二招待所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首次扩大会议。会议现场，刘少奇同志位于第二排左侧，邓小平同志则位于其右侧，而吴芝圃同志则坐在右侧第四位。
激情冲昏头脑，往往招致灾难的降临。他后来曾言：
我所犯的错误极其严重，罪孽深重。无论组织如何严肃处置，我都心悦诚服，无话可说。即便面临极刑，我也愿意低头接受。我对河南五千万人民所负的债务，此生恐难偿清。
河南人口那时不多。
吴芝圃，河南籍贯，1906年春三月，于河南杞县这片土地降生，正是那句“杞人忧天”成语的诞生地。
他的革命生涯中，英勇事迹诸多，无需赘述。概而言之，他凭借非凡胆识，在险境中开辟了光明前程。建国之后，他担任了河南省的要职。起初，他是位居第二的领导，1958年8月至1961年7月，他担任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要职。
成为一方诸侯。
当然，他的晋升之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他身为主席的弟子。
吴芝圃乃一位颇具学识之士，早年在家乡就读于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彼时，能成为该校学子实属难得，亦彰显其身为知识分子的身份。
投身革命事业后，于1926年，他被组织派往广州，加入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第六期学员。该讲习所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因此，他与毛泽东之间建立了师生情谊。尽管相处的时间仅有数月，老师未必能深刻记忆起这位学生，但提及此事，总不免带有几分情感上的纠葛。
或许正因为如此，抑或是由于资历较深的原因，吴芝圃在河南任职期间，与一把手潘复生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摩擦。
1952年，中原地区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一次重大调整，平原省与河南省实现了合并。在此过程中，原平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被调任河南省，接任省委第一书记一职，而吴芝圃则被任命为第二书记。这一变动实际上导致了潘复生与吴芝圃分别成为原平原省与河南省两个派系干部的代表。
颇为奇特的是，在1956年，位居次席的吴芝圃晋升为中央委员，而掌舵者潘复生却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或许这与其二人入党的年份有关，吴芝圃自1925年便加入党组织，而潘复生则是1931年才入党，这在资历上形成了一定的差距。此外，潘复生虽出身于山东文登，并非河南本地人，而且相较于吴芝圃，他还要年轻两岁。
在两省合并的初期，便因人事任命问题产生了分歧，此类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加剧。
诸多因素交织叠加，使得吴芝圃难以心悦诚服。因此，吴与潘复生的合作显得并不融洽，他屡次缺席省委的会议，将大量时间投入于甲骨文的研究，甚至曾萌生过“投身教育”的念头。
其实，在思想倾向上，两人均倾向于左翼，但程度有所差异，吴相较潘而言，其左倾更为明显。
1954年，潘复生因病暂停公务，吴芝圃接替主持工作，他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干劲十足。然而，若有一位态度稍显温和的人进行适当牵制，或许能够避免重大失误。遗憾的是，这位人物已不复存在，继任者急于展示功绩，往往用力过猛，导致路线偏离正轨。
1956年6月的尾声，河南临汝县委对外公布，农村合作社顺利完成了向高级社的过渡。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胡庄乡龙山村便上演了“闹社”的戏剧性一幕。
关键因素之一，乃是各村落汇聚而成的高级社，其土地资源分配的不均引发了诸多矛盾。以龙山村为例，该地以水浇地为主，擅长种植小麦，产量颇高；相较之下，温庄以及上、下冯沟的地质条件相对较差，产量较低，主要产出红薯。当这些村落合并成立龙山社，并实施统一分配后，龙山村民普遍感到自身利益受损。此外，连庄与陈寨虽为相邻村落，却长期存在积怨，互不联姻。1955年，两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35元和57元，合并为连庄社后，人均收入锐减至27元，导致两村村民的收入均有所下降。
自7月4日起，龙山村爆发了分社的纷争，村民们多次对乡、社干部进行了驱逐和打击。县委为此接连三次派遣了由监委副书记金长林、公安局副局长程广生等12名干部组成的团队进行调解，然而三次均遭到村民的围攻。当地村民组建了所谓的“拐棍队”，老人们手持拐棍走在队伍前列，一旦遇到来自乡里或村里的干部，便毫不畏惧地加以对抗，以至于乡长和书记都不敢轻易踏入村庄。为此，县里只得派出工作组，并携带武器以维持秩序，最终平息了事态。尽管如此，官方还是应允了该村分社的请求。
自此，各乡社纷纷选择退社。至次年正月中旬，杨楼、古城、双庙、高沟等四个乡镇共有2337名民众前往乡政府表达诉求。
除了“闹社”现象之外，还有“闹粮”事件。根据官方文件记载，1957年春夏之际，共有745户人家选择了“闹退社”，而参与“闹粮”的人数则高达5009人。1956年5月30日，袁庄乡牛庄村在生产副组长牛遂义的带领下，他们强行打开了仓库，将刚刚收割的973斤大麦分给了19户社员。而在武巡乡第二社，夏季期间，村干部杜孟太、杜保青等一众人员主导，他们采取了埋伏的策略，将社内储存的6000斤粮食分给了73户社员。
截至1957年1月，全县累计抵制运送公粮事件达8次，反对统一调配粮食的事件则有15起，共涉及7次开仓分粮，共计分出粮食42100斤。
1956年12月中旬，河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吴芝圃莅临临汝县，对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详细了解情况并听取汇报之后，吴定性称之为“旨在反对社会主义的动乱”，亦被称作“小匈牙利事件”。
1957年1月，河南省委发布《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不仅重申了之前的判断，而且对临汝县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在解决社内纠纷时，不能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更不能对试图破坏合作社的反动分子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而应坚决予以严厉的打击。”
面对这股压力，临汝县委迅速采取行动，对“闹社”事件进行了重新处理。他们依法逮捕并审判了16人，同时在多个地区举办了公审大会，累计参与人数超过一万人。
“专政机制并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对于人民内部出现的争论，我们必须采取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即通过讨论、批评以及说服教育的手段……”。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临汝等地发生的“闹社”事件，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
四月，经历了两年多的病休后，潘复生同志正式重返工作岗位。在他的领导下，河南省委深入领会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认定临汝的“闹社”事件系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1957年1月对此事件的处理存在偏差。同年七月，省委发布《关于重新处理临汝闹社问题的决定》，对临汝县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并派遣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同志为团长的省委工作组赴临汝县，对该事件的处理工作进行指导。工作组宣布释放了被错误逮捕的16名农民，并纠正了对受错误处理的党员和团员的不当处置。
1957年春季，潘复生负责起草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力争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该文件经省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发布。
然而，在8月份的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吴芝圃突然发起攻势，对宣传要点进行严厉抨击，称之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指出其中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委随后决定暂停执行该“宣传要点”，并撤销了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紧接着，农村地区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
二把手向一把手公开挑战，实为奇观。
但是，有人挺他。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发表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的讲话，并公开指出了潘复生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发言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潘复生提出了批评。身处病榻的潘复生，不得不抱病前往北京接受批判。在5月18日，八大二次会议尚未落幕之际，党中央宣布免去潘复生担任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任命吴芝圃接替该职位。
于北京召开会议之际，吴芝圃即刻拨通省委电话，指示预备批驳潘复生的相关材料。适逢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其核心议题在于传达并落实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重点在于对潘复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集中批判。吴芝圃在会上激情号召：“切勿畏惧潘复生的反抗，必须深入斗争到底，从政治和思想层面进行揭露，且需坚持不懈地反复斗争……”
在吴芝圃同志的领导下，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揭露和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并提议报请中央审批，要求撤销潘复生同志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中央迅速予以批准。
吴芝圃决心彻底击败潘复生，于是在全省范围内部署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运动中，他要求每一位干部职工都必须明确立场，撰写大字报，共同揭露和批斗那些敢于直言、脚踏实地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全省共查处了20万名“小潘复生”，其中厅局级干部涉及18人。最终，潘复生被降至西华农场副场长的职位。
潘复生于1962年得以平反昭雪。在文革期间，他再次赴黑龙江担任领导职务。他时刻牢记在河南任职期间的教训，立志紧跟毛主席的步伐，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前沿。然而，他却不慎犯了“左”倾错误，晚年饱受审查之苦，在孤寂中离世。
整人行为源于偏激的左倾思想，然而，左倾人士的范畴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往往表现出一种脱离现实的激进倾向。
在吴芝圃掌舵下，河南在实施大跃进、推行公社化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位于全国前列。
1958年元旦不久，河南省各级领导、地市县负责人以及农林水领域的负责人齐聚一堂，召开会议。吴芝圃同志主持会议，对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提出了全省范围内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提升至3000万亩的宏伟目标。紧接着，卫生、工业交通等领域的跃进号召，以及一系列相关指示和倡议，纷纷出台，接连不断。
岁末之际，吴芝圃于省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并作出战略部署：力争在两年内完成水利化建设，三年内根除“四害”，五年内达成农业发展纲要中粮食生产的既定目标，同时，五年内消除文盲现象，全面普及初中及小学教育。
1958年，吴芝圃迎来了个人事业的辉煌时刻。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其中对河南省在短短数月内取得的“水利化”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将其树立为全国学习的“典范”。
于三月下旬的成都会议期间，吴芝圃大胆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极具震撼力的口号：力争一年内实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四百斤，以南地区达到五百斤，淮河与长江以南地区则达到八百斤；同时推进水利化建设、根除四害、绿化祖国、扫除文盲等任务。
吴芝圃承诺说，河南之地，一年之内即可成就“四化”之伟业，四载时光足以将集体所有制华丽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赞誉河南水利事业为“全国之冠”，并倡议“试让河南领航一年，使其成为全国之佼佼者”。
荣获赞誉的吴芝圃一时冲动，未能理性考量。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于其报告中提及一则典故，讲述了一位古人手持利剑，指石为金的传说。但他进而指出，往昔有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则谬误。今时今日，即便是巧妇亦能化腐朽为神奇，烹制出无米之粥。
自成都之行归来，吴芝圃于四月执掌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全面部署了全省的大跃进战略。他明确提出，粮食总产量需达到275至300亿公斤，力争在三年内实现水利化改造，同时农村地区需推进社队合并、村庄合并以及牲畜集中槽喂养。
上好，下亦好。
书记的号令下达，便即刻公布数字。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的小麦亩产量高达2105斤；紧接着，11日的报道显示该社的小麦亩产量进一步攀升至3530斤——这标志着全国农业“高产卫星”的首次升起。到了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量已突破206亿斤（实际为100亿公斤），同比增长了123.6％。
吴芝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自解放以来，河南小麦产量每年仅增长3亿斤，然而今年却实现了96亿斤的飞跃，“河南小麦的潜力依然巨大，今年能够实现跃进，明年同样有望实现突破”。毛主席在1955年提出的合作化期间，产量将增至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预言，如今已转化为生动活泼的现实。
即便哲学家，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亦曾言：“彼时，河南省各项工作均表现出色，全国排名第一，被誉为‘千斤省’，全省小麦亩产高达一千斤。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等，接连不断发射升空，场面热闹非凡。”
但是，许多人虽不以为意，但当时未敢言。
大跃进期间，国家计委干部王泓曾作为支援农业的干部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担任书记。据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1期发表的《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一文中回忆，他刚到公社时，见公社门口不远处新建起一座庞大的礼堂。就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礼堂？回答是：
“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还规定里边要有多少座位，现在一个座位也没有，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
吴芝圃的卓越贡献之一，便是他引领构建了全国首个人民公社。
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遂平县正式宣布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成立，这一事件标志着我国首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同年6月底至7月初，华北地区的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郑州的农业跃进中心召开，会议主要围绕河南地区推行小社并大社的实践经验与成果进行深入交流。中央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对吴芝圃的试验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道：“遂平县的卫星社已经不再仅仅是农业合作社，而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公社。”
8月6日，在吴芝圃等领导的陪同下，毛泽东莅临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对社办工业及棉田进行了实地考察。目睹了悬挂着“人民公社”牌匾的场景，他点头称赞道：“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极佳。”转身面向吴芝圃，他激动地说：“吴书记，大有希望！若河南各地皆能如此，那就再好不过了。”他接着补充道：“若能有一个这样的公社，那么定将涌现出更多类似的公社。”
继而，毛泽东再度强调：“人民公社这一名称确实寓意深远，涵盖了工、农、商、学、兵各个领域，负责生产管理、生活管理以及政权管理。”进入8月下旬，毛泽东于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第一天，便将《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同分发给与会代表。至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紧接着，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了嵖岈山公社简章。
毛泽东的赞誉与党中央的认可，极大地激发了吴芝圃的斗志，全省上下迅速掀起了并入人民公社的热潮。至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人民公社化。“这不就是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跃进吗？”
河南地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掀起了一股“共产风”。省委的报告中指出，部分公社已经“宣布将所有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并规定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与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以及社员消费标准均由国家统一规定”。吴芝圃表示，公社不仅普遍实施了军事化管理，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自愿将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上交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