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王明、康生、陈云乘坐同一架飞机从苏联返回延安。康生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与王明相仿，身为政治局委员，地位显赫。次年春至夏，他在马列学院为我们授课，负责讲解党的理论。他授课时，条理清晰，言辞连贯，从不重复，充满激情。在授课过程中，他提到了一位人物，饶漱石，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华东局的书记，人们称他为“机关枪”。康生对他的赞誉之词溢于言表，称赞他擅长地下工作。
康生才识渊博，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领域了如指掌。尤其对戏曲史的研究独到。书法、篆刻技艺皆精通。他的书法、篆刻和绘画作品颇具匠心，但他从不轻易示人。当他归国后，用四川话形容，可谓十分“识趣”。在他面前，若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对中国高级文艺的领悟，似乎并不适宜。因此，一些领导人的诗作并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董老等人的作品偶尔会出现在小报的角落。
康生的博学多才往往招致非议。他对于某些领域的了解，常常超出常人的想象。他对京剧的精通程度令人惊叹，不仅理论深厚，还能亲自操鼓。我曾目睹康生亲自指挥京剧乐队。记得1938年7月1日，延安首次庆祝建党十七周年，党校举办纪念大会，邀请马列学院的学员们参加，并安排了中午和晚上的聚餐。党校位于延安城东约十至二十里处，而马列学院则在北门外约七八里。我们一大早就出发，到达后享用了丰盛的猪肉和羊肉大餐。中午的会议中，还有几位美国共产党的青年参与。康生担任主席，张闻天发表讲话，晚上则上演了京剧《打渔杀家》。江青扮演的女儿萧桂英，表演得相当出色。那时的江青风华正茂，大约二十七八岁。那时我就知道，江青不仅擅长电影表演，还精通京剧。阿甲在剧中扮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对阿甲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当时江青尚未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仍是党校的学生。康生作为党校校长，动员江青出演萧桂英一角，并亲自指挥乐队。1980年，我在广西开会时，遇到了当时的党校同事、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和李成铁。我询问那天是否康生在打鼓，他们证实了这一点，并表示康生为此准备了大约一个月，他们早已看过排练。
“你们懂得什么是‘水袖功夫’吗？”他指出，评判一个演员的演技高低，只需观察其水袖的挥动即可。在旧社会，“水袖功夫”的说法颇为流行，若某人被赞为“水袖功夫”，那便是对其演技的最高赞誉。我们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他向我们解释道，一个演员是否有实力，只需观察其水袖挥动的次数。水袖的运用并不简单，你们切不可小觑，这功夫能展现出演员的修养，尤其是青衣演员，虽然只是几番挥动，却能将人物的种种悲欢离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康生对中国文化的掌握，远非浅尝辄止，而是博大精深。在解析《西厢记》时，他指出，人们普遍只知晓王实甫的版本，却鲜少人了解董解元的《西厢记》更胜一筹，这一观点鲜为人知。他只需略加提示，便能滔滔不绝地背诵出精彩段落，让我们领略不同版本之妙。他的知识渊博源于自学，在苏联及延安的多年学习生涯中，他勤奋刻苦。此人身怀智慧，记忆力出众。即便在1924年和1925年上海大学投身革命活动时，他仍能挤出时间研究这些，这不禁令人敬佩不已。
这成何体统！
关于康生这部分，我们不过只略窥一二罢了。这部分堪称精品：康生不至于会闹出江青那样的笑话。他所展示的书籍，乃是著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收藏，恐怕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尽管康生与他的同伙将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烧得干干净净，他却凭借国家权力将那些人家的文化瑰宝据为己有。提及此事，我如今都难以启齿。你康生，究竟是个怎样的身份啊！
在康生所掠之物中，有一方工艺精湛的瓦砚，女专家阐释道，此类瓦砚在我国现存寥寥无几，且均已流失海外，国内可能仅存康生所觊觎的这一件。此外，尚有一半的虎符，据女专家所述，此物系解放后于京郊出土，质地为玉，而通常此类虎符均为铜制，玉质者至今仅此一例。由此观之，康生所求者，皆为独一无二或极为罕见之物。
康生博学多才，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他的知识面堪称最为广博。陈独秀对古学有所涉猎，然而并未精通。瞿秋白虽略知一二，但也未达到精通之境。
他是个害人狂
他是个害人狂。
那是一九四八年，我依然投身于土地改革的工作中。在春节前夕，我们抵达了黄河北岸，一处距离黄河不远的地方——阳信，随后又来到了何家湾村，那里正是渤海区党委的驻地。春节期间，由于不便下乡，我们选择继续留在何家湾。就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往事。康生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如何获释出狱的经过，情形描述得十分清晰。据他所说，这六十一个人在出狱时填写了某些表格，并在报纸上进行了公告，以此完成了出狱手续。然而，在“文革”期间，康生却宣称他们全都是“叛徒”。
在踏上山东土地改革征程之前，康生已在彼处逗留了数月之久。彼时，邓子恢正负责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工作——在土地改革初期，整党通常是其首要步骤。邓老先生虽才干出众，却不及康生那般果断，有时难以下手。于是，人事更迭，指挥权易主，康生接替了这一重任，康生一到，便放手行事。康生在山东对两个区党委进行了整顿。其中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他当时年纪尚轻，三十余岁，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康生将其扳倒，同时亦将渤海区行署主任拉下马。另一个则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我们抵达阳信不久，康生便从胶东返回何家湾，对林浩展开了斗争，最终将他拿下。
我们对这两位人物的详细信息一无所知。然而，通过毛岸英，我们却能捕捉到一些线索。我们四人同住一室，挤在一张炕上，其中包括于光远、史敬棠、我以及毛岸英，我们都是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毛岸英刚从苏联归来不久，言谈举止较为随意。当时我们称呼康生为“康老”。毛岸英提到，康老对林浩的处理过于粗暴。“粗暴”一词，是我现在回忆起来的，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用词。至于毛岸英当时是否也使用这个词，我已无法确切回忆。他的意思是康老处理问题过于粗暴。一个政治局委员，竟以如此方式对待他人，怎能不令人愤慨？！
解放初期，康生与夫人曹轶欧（我们称呼为曹大姐）在济南因某些原因关系紧张，康生甚至因此患上神经病。他邀请曹大姐到家中居住，以避免双方关系恶化影响工作。康生当时担任山东中央分局书记。凌云透露，他不仅为康生服务多年，还帮助调解康生家庭的矛盾，然而不知为何，他最终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凌云没有详细说明原因。我问他，康生为何要抓他，他既不是老资格，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尽管后来成为安全部长）。康生对人的迫害如此普遍，以至于最终被永远开除党籍。
他为何对他人进行迫害，其动机又是什么？部分原因或许源于从苏联的借鉴。然而，在中国，似乎只有通过不断的迫害他人，个体才能得以生存。因此，他一直沿用这种方式，最终成功地将自己保护了下来。
头脑清醒，不糊涂
此人思维清晰，绝非糊涂之辈。在特定情形下，他能够倾听他人如实反映情况，并展现出宽容的态度。这正是我个人的写照。至于此事，凌云至今仍在，他可以从中提供侧面佐证。
1947年夏季，大约是六月或七月，我在晋西北参与土地改革，康生担任团长，我是其中的一名团员，我们团总共只有七八名团员。七月时，康生在晋西北临县的郝家坡主持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和张琴秋因不愿在酷暑中连续八天奔波，便让我代为参会。在前往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康生那里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就在他们村里住宿。村中居住着吴玉章、王明等几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他们需要特别关照，因此办公厅行政处的人也在此地。尽管平时并不常来往，但大家见面时都颇为熟悉，从1941年到1946年，我们都是老朋友，彼此间互相信任。他们告诉我，康生那里的情况非常特殊，各机关干部意见纷纷。土改工作团的名声在外，人人皆知。他们提到，到处都有吊打和挖掘地财的现象，尤其是挖祖坟的行为尤为严重。康生作为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以及长期的社会部长，无人敢触怒他。这里聚集了众多人，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杨尚昆等人，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感到不满，但不敢直言，担心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那几位同志建议我是否去拜访吴老，并向康生反映一下情况。说实话，我也感到有些畏惧。我表示，吴老年纪已高，这么晚可能已经休息，应该让他好好休息。我明白，吴玉章的话可能不会引起康生的重视，我去反映情况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抵达郝家坡后，我便开始聆听会议。我确实是在聆听，那是晋绥分局举办的土改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汇报土改工作团的进展情况。尽管晋绥地区地域不广，经济亦较为贫瘠，但地委却设有八个。与会者包括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以及数位部长和几位参与试点的县委书记。此时，陈伯达已离场，未能与会，因刘少奇需前往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途中将他带去。陈伯达亦带走了田家英，因此，他们的小组实际上已被撤销。保德小组的廖鲁言与会，于光远亦在场。然而，于光远因手指严重感染化脓，在兴县接受治疗，自始至终未能加入。因此，康生领导的工作团仅剩两人参与，而我则作为旁听者。
本次会议虽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则由康生主导。那么，究竟发生了何种问题呢？康生提出了一项颇具偏颇的规定：仅满足贫苦雇农的需求。鉴于大家普遍贫困，整个农村亦然，康生便提出在贫困之中寻找对策，通过非法没收不应没收之物来迎合贫雇农的诉求。在康生的领导下，会议强调群众动员与斗争，旨在彻底打击地主阶级，将其彻底推翻。康生更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的这一文章已经经历了彻底的修订。
在晋西北地区，康生推行了哪些措施？首先，他赞同并推广了“化名地主”的概念。所谓“化名地主”，指的是一些表面上家境贫困的家族，实际上并未失去地主身份。这样的做法导致许多人家的三代都被审查。只要祖父曾经是地主，即便第三代家境贫困，也会被称作“破落地主”或“化名地主”。其次，他倡导挖掘土地以寻找“地财”，声称地下的元宝和银元被藏匿起来。由于农村贫穷，分配物资有限，这种做法便在民间兴起，许多原本老实的农民，即便生活困苦，也不愿意参与这种被认为有违良心的行为。特别是在晋西北，金器较为稀少，临县地区挖掘现象普遍，许多试点村落都开始挖掘坟墓。这种错误的做法使得社会道德和良心难以维持。这类行为，谁会愿意去做？唯有地痞流氓才会如此，因为他们根本无视道德规范。最后，郝家坡也发生了命案，特别是妇女遭到残酷的殴打，原因是追查家中的财物藏匿之处。据传，郝家坡地区有两三人死亡，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银元、元宝的逼取，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一些人选择了自杀。
康生在会议中自然不会提及此类敏感话题，也不会公开发表相关观点。然而，他在言辞间的细微差别，实际上反映了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态度。与会者都期待他能在这个场合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结论。鉴于康生本人曾进行过的实验中出现了死亡案例，作为政治局的一员，他理应有所表态。然而，他并未对此进行批评。
“这东西要了人命，赶紧把它烧掉。”这实际上意味着该文件已被废除，不再适用。
当时我们在朔县的举措，与他在临县所倡导的截然不同，实施方法亦相去甚远。然而，在我单独进行汇报时，康生却能虚心倾听。倘若他对我汇报的内容置若罔闻，转而对我进行打压，指责我右倾，那我的处境将岌岌可危。此事充分表明，他并非愚昧之辈，心中自有明断。在我阐述观点时，他并未提出异议，甚至在汇报过程中，他讲话的时间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
此次汇报，主动开口的是他。我对此事未曾有过任何提及，毕竟一旦道出，旁人未必会信，恐有人以为我在夸大其词，宣扬康生的非凡。然而，那天的情况却的确如此。汇报始于那一夜的十一点钟，是由凌云在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坚持要求我向他单独汇报。汇报过程中，他详尽地向我介绍了自己那边的工作，让我尴尬地站着或坐着都无法自如。无奈之下，鉴于他身份的高贵，我只能耐心听他讲完，方能继续汇报。
我的言辞颇为艰涩，携带着三袋沙土和一袋糠制的窝头，用旧报纸包裹着。其中一袋是沙土，我提及这些沙土占据了全村土地面积的九成以上，分给村民十几到二十亩，但他们却懒得瞥一眼。第二袋则是较重的沙质土，但并非全是沙，这部分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六七，加上前两袋，已接近百分之九十九。第三袋是半沙质土壤，沙土和土壤各占一半，这样的土壤在全村仅占百分之一二。若要耕作，唯有种植在这样的土地上才能有所收获，而且还需依赖肥料和井水。在南方，人们难以想象，北方的水井有甜水井和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是甜水井，另一个是苦水井。在北方，无涩味的淡水井被称为甜水井，而苦水井则可能带有盐碱硝味或苦味，这样的水只适合日常饮用，不适合种植庄稼。在北方，打出甜水井几乎等同于天赐之恩。在灌溉良好的地方，一亩地可以产出数百斤甚至上千斤的粮食。我在汇报时提到，我们不仅分得了土地，还深入了解了土地的使用情况，但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中农原本就拥有相对较好的土地，结果却只得到了五亩沙地，实际上他们并未受益。我还向康展示了我带来的糠窝窝头。康问这是否是百姓的食物，我回答说，百姓还无法享用，这是县委和我在县委时食用的。因此，那个地区目前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项举措颇为高明，我知道康生非常精明，从事保卫工作的人首先必须精明。若不带些礼物，凭借我的身份，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的汇报，康生听得非常认真，可能觉得我这个年轻人竟能如此汇报。如果盲目发言，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对我进行责难。从那天晚上起，他对我可能有了新的看法，可能觉得我不是一个轻易说话的人。简单来说，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我在汇报时提及，我们村庄并无地主，仅有两位“富农”。我详细说明了他们的状况，尽管他们经济条件不错，但并不完全符合富农的标准，因为他们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对方笑称我是个“书呆子”。仅用“书呆子”来形容，已非同小可，更未指责我为“反革命”或“反党”，也未指责我站在地主恶霸一边，只是要求我“扫地出门”，迎合贫雇农的期望。这表明，他的言辞与内心想法并不完全吻合。即便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仍坚持采取过于“左”的立场。至于原因，现在难以言说。他背后可能有另一套做法，而公开场合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以求过关和晋升。
康生是两面派。
康生并未因我在晋西北土改期间向他汇报的情况，与我所执行的方法存在差异，便将我视为反动派。解放初期，我计划前往青岛治疗关节炎，途经济南，需向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担任组织部部长。抵达后，康生邀请我停留数日。他带我至他的私人办公室，向我展示他精心刻制的各式图章。他还特意拿出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并亲自示范如何盖章。我心中明了，他似乎认为我并非毫无头脑之辈，尽管我比他年轻十几岁。
他言道，自踏入济南已久，却未曾游览过闻名的大明湖。明日恰逢星期天，我决定前往，愿你能陪伴我一同前往。翌日，夫妇二人、时任济南市公安局长凌云以及我，特地在湖畔租得一艘游船，畅游于大明湖的碧波之中。
不仅如此，他更是引领我们一同前往那处王耀武曾逃逸的墙洞。大明湖的某些区域被坚固的墙壁所分隔。我们的身份悬殊，一为普通党员，一为政治局委员。此次拜访，他对我礼遇有加。他之前并不认识我，而我向晋西北汇报的内容与他看法相左，为何他未曾将我视为敌对势力进行打压？这表明他的内心世界与外界展现的形象大相径庭，我早就有所察觉。
“你就当是离开了。”康生似乎是在暗示，这是在针对你。他还说，让你做一些资料工作也行，比如摘录马列的观点，供写作组撰写反修批判文章。看起来这只是针对这一件事情，因为你被戴上了“帽子”，无法加入写作组。但写作组确实需要资料，而你能够提供。这样的写作组并没有什么机密，只是进行理论上的对抗，所以邀请你协助并不奇怪，他说你离开是好事，否则可能会更麻烦。
我提出这些观点，旨在揭示一个事实：康生是个表里不一的人物。我们不应仅看到他凶狠的一面，他的内心实际上非常清楚：他必须持续保持极端“左”倾、打击一切的态度，才能获得晋升。然而，在私下，他也渴望了解某些真相。那些向他如实汇报情况的人，并不会遭受他的报复。与康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闻天，他带有些书呆子的气息，是一位真正的正直君子。康生则不显露出书呆子的特质，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甚至超过了张闻天，但他一生深藏不露，从不炫耀，从未创作过一首诗或一幅画。这是为什么？∗∗∗∗∗∗据说，隋炀帝曾因一首诗中的一句“空梁落燕泥”而将一位有才华的大臣薛道衡处死。薛道衡是当时隋朝初年的一位著名大臣。∗∗∗∗∗∗
康生，此人身怀绝技，才情横溢，其多才多艺的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为了追逐政治高位，他竟走上了道德沦丧的极端，对他人进行残酷迫害。他更是个典型的两面派，面对上级和下属，态度截然不同，即便面对真实情况，他心中也明镜似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康生无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如此深入，然而，他所知与所行，恰成鲜明对比。通常，对文学艺术有所涉猎者，多显得文雅，人格亦显高尚。而他，却精神萎靡，暴虐成性。康生头脑清晰，六十年代曾担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掌握着意识形态的决定权，包括戏剧等领域。此时，他似乎有几分日丹诺夫的影子，但实际上，他仍有所不及。康生之所以为人所不齿，在于其人格的缺陷，为了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地位，他不惜践踏他人，毫无人格可言，更遑论革命者或共产党人的称号。世人皆应以他为鉴，任何有才华之人，都不应效仿其行径，将才华误用于邪途。
